为权利而斗争

为权利而斗争

钱炬雷

说明：此文乃旧作，所言皆陈词滥调，充斥着时评中常见的笼统的“大词”和呼吁，不值一哂。然敝帚自珍，故录于此。（这个说明也是旧的。2006.1.12）

寒假在家听到一件令人发指的惨事：邻村的一个智力不全的青年因为不断地咒骂自己的父亲，被暴怒的父亲锁在了一个房间里，没有吃没有喝，活活地饿死了！他死后，被按照传统的风俗埋葬了，渐渐化为尘泥，而周围的人却照样生活着，没有人觉得这是一桩罪恶，因此，也就没有人去报案。由于我的家乡是个巴掌大的小镇，镇上的派出所的人可能对此案会有所耳闻，却不见他们有什么行动。所有的正常人都表现出一种冷漠。

我们可以看出，由于对智力低下的人的生命的冷漠和轻视，这样一桩谋杀案，并没有引起公众和公安机关的关注。故意杀害自己儿子的父亲，也没有被绳之以法！我们呼唤多年的法治，在这样一个农村城镇里，遇到了难堪的阻碍，尽管我们有着几千年的提倡仁爱的儒家文化传统！这种阻碍便是人们根深蒂固的冷漠1

为什么人们会对生命这一神圣的对象表现出如此根深蒂固的冷漠？

我们知道，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古国，漫长的君主专制统治之所以能维持着，主要靠一个法宝：愚民政策。中国前近代的主流政治思想认为，天人是合一的，“人受命乎天也……，唯一能偶于天地：……。”[1]因此，人的本质便是天（即自然）的一个微型模仿品。既然如此，人便应当效法天，以合于天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。

怎么来建立秩序呢？主要是通过效法自然中所体现的“伦理”。“王道之三纲，可求于天”，“君臣父子夫妇之义，皆取诸阴阳之道，君为阳，臣为阴；父为阳，子为阴；夫为阳，妻为阴。”[2]也就是说，三纲是从天那里推求出来的。陆贾也说过类似的话：“……天地万物，地以养之，圣人成之……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，俯察地理，图画乾坤以定人道，民始开悟，知有父子之亲，君臣之义，夫妇之道，长幼之序。于是百官立，王道乃生。”[3]总而言之，“三纲五常”等礼治伦理思想都是暗合于自然的，是天经地义的。因此，只要将礼治付诸实施，就不能受到任何质疑。在整个礼治社会秩序结构中，君主是至高无上的，因为他是天子，“口含天宪”，说出来的话便是“天音”，他制定或批准的法律便是“天条”，“天条”交叉而构成“天网”。君主的一切都带上了“天”，连皇城的监狱也成了“天牢”。

在君主之下，便是臣工百姓了。臣工是君主意志得以实现的工具，因此君主的得力助手便是“股肱之臣”，又是大腿，又是双臂，十分形象。此处不论臣工。主要是考察一下百姓的位置。君主对百姓怎样？从理论上说，君主应该爱护百姓，因为他们是他的“子民”。“子民”这一称呼包含了一个观念上的预设：百姓都是没有思考能力的，就像儿童那样。他们因此只能成为天在人间的代表者君主的“儿子”，由他来监管。既然是“儿子”，怎可不加以爱护呢？当然，魏征说出了君主应该爱护百姓的真正原因：“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虽然百姓很安分守己，但是君主把他们逼得急了，他们也会揭竿而起。他们大都打出“替天行道”的大纛，要效法天，重建合于天的人间秩序。可见天人合一观念的威力有多大！另外，揆诸史实，可以发现，在常态下，君主总是忘记自己要爱百姓，怠于治国，造成弊政丛生，百姓深受其害。其身家性命（财产权、人身权—）随时可能丧失，而且普遍没有申辩的机会。百姓的反应又如何呢？百姓因为被告知君主效法的是天，从而不敢去质疑君主地位的合法性，只好忍气吞声。更何况，君主的背后，还有“天牢”等暴力机构支撑着他呢！百姓就这么忍着，明哲保身都还来不及呢，哪还有胆量和闲心去管别人的死活呢？这样，由于百姓被假设成是没有理性能力的客体，只配由君主放牧他们的（“群”的繁体便是由君上羊下构成的！），结果，他们也就真的成为了“愚民”了，不敢思考、判断。这很类似于儿童的情形，如果假设儿童是永远成熟不了的，那么，他们必然会得不到身心发展的机会，从而真然会得不到身心发展的机会，从而真用皮革马利翁效应来解释。而这种状况延续了几千年，便根深蒂固了，整个社会结构成为了“超稳定结构”，只能等到近代，受外力的刺激，才发生了突变。

自鸦片战争以来，已经过去一百五十多年了，其间，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历经波折，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选择了改革开放。应该说，这20多年的时间，从经济、政治到文化，中国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巨变。但是，从本文开头所说的惨案可以看出，维护权利的意识，尚未深入人心。人们往往还习惯于在自己的权利遭到侵损时，或者在恐惧中坐以待毙，或者“挖地道”、“走后门”疏通关节；在他人的权利遭到侵害时，则一声不吭！

现在，一方面互联网的迅速普及，使得人们的信息沟通得到极大的加深和扩展，也使得人们的意见表达前所未有的方便；另一方面，中国虽离法治尚甚遥远，但是并未停止过法治建设。我们的国家正在逐渐地民主化、自由化，象刑法取消类推原则，强调罪刑法定原则，废除有罪推定原则，引入无罪推定原则（尚不完全）；制定行政诉讼法，建立行政诉讼制度，确立英美式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和被告举证责任等等都是其表现。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下，每一个公民应当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，敢于质疑一切有违正义的侵害任何人的私域（private sphere，哈耶克语，表现为权利，并由权利界定其范围）的现象，为权利而斗争（这六个字也是耶林的一本名著的名字，在此书中，耶林强调：“为权利而斗争是权利人对自己的义务。”）一方面，我们需要政府主导法治的进程，另一方面，每一个公民也应当以自己的方式去推进法治的进程。只有国家与社会双方互动，法治才有希望。就个人而言，我以为有一点应当加以特别的强调，即我们应当培养乐观、勇敢的健康心态。已故的赵世义教授曾言：“一个人如果厌世，就不可能有权利意识！”我们每个人都应当深自惕厉，避免陷入厌世的泥淖。

著名导演陈凯歌曾说，在纽约街头，他看到两个警察抓到一个闯红灯的车主，其中一个摇开窗玻璃，非常粗暴地抓住司机的前襟，这时，周围响起了几乎一百个人的声音在喊“WE ARE WATCHING ！”。那警察一下子就松手了。[4]这件事令我十分难忘。我想，什么时候，我们不仅勇于维护自己的权利，而且在见到不正义的现象时，勇于喊出“WE ARE WATCHING！”。那么，我们千年呼唤的法治也就成为实实在在的“具体的法治”（贺卫方先生倡导“具体法治”），有血有肉，可感可闻了！